钱穆先生的独特方法在于，将东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进行结构性与功能性比较，揭示出中国之礼的范畴对法的包容性以及礼与狭义之刑事法律的辩证治理关系。
有社会学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一肩挑做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四民主或变得越来越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小，反过来影响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影响着他们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观念。宪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其中，基本经济制度与减贫的关系尤为密切。
[27]一些地方之所以长期贫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现代市场理念和规则文化。[51]相对贫困的本质是权利贫困，是权利配置不平衡、实现不充分导致的制度性贫困，更有必要以法治方式予以克服，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内涵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充实。[50]法治结果的实现必须经由适当的过程，这是基层程序能力的核心目标所在。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需克服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克服经济系统分出之后带来的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公共给付义务的实现等措施来逐渐实现这一点。人们的物质财富可能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应当是正当的、符合每个人的合法地位，同时，担任公职、参与社会治理、表达正当诉求的机会应当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
（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统合路径 对于贫困的发生原因，古今中外存在若干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为三种，即收入低下、能力不足以及权利剥夺。[26]可以说，创造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轴心。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柯华庆：《论现代社会主义》，待出版。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实事求效要求首先要确立改革目标，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
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依法治国。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极力鼓吹这些人尽皆知的东西呢?问题的答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制度。因为以精神自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只是刚刚起步，所以习近平精神必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精神。
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普世价值)不满意，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不满意，他们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等制度。所以，实效标准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的丰富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现代性与德性政治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修饰语。
党导立宪制有点像两层复式结构住宅，分为上下两层，通过楼梯将上下两层连接起来，下层是人民主权，是主体结构，上层是党的领导，宪法是联接上下层的楼梯。一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党导立宪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党和政府一部分权利，任由党和政府自由支配，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既能发挥法治的底线功能，也能发挥德治的理想功能。《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从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判断标准。柯华庆、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地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求真务实。
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美国常常有意混淆美国制度与美国价值、西方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关系，我们慢慢地也不自觉地认同这样的等式：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价值=美国制度。
如果我们能够将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上升到明规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得以规范，可以更好地保障基本人权和产权，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适时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自主精神为核心的习近平精神已初步形成。
柏拉图断言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法治的君主制，在现代民主社会，现实中的最好政体将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爱法律和爱祖国的美德支撑。令人遗憾的是，主流媒体仅仅提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降低了习近平精神的应有地位。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这里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
实践证明照搬他国制度的后果是严重的。社会主义宪治：党导立宪制 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
实效主义的改革哲学 在邓小平时代，关于经济改革人们长期走不出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混淆了价值与制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
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该有经济领域的改革，还应该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虽然法治和礼治都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都要维护社会秩序，但法治只是将秩序作为其基本价值，除秩序外，法治还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人的解放，法治的目的是解放人，给人以自由。
主人有权惩罚仆人，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有权将下人拉出去责打二十板子，革下人一月银米。虽然儒家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来治国平天下，是以小见大，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顾此失彼，甚至是因小失大。
法治明确划分出法律的禁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都是法律不能干预的），从而为个人留有较为广阔的自由空间，表现出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君臣上下是行政法性质的国家组织法。
总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是礼治中治的主体，劳力者是礼治中治的对象，八议、官当就是特权法的典型。作为社会公职的权力人已经很难被特权阶层长期垄断，民选精英取代血缘贵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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